全国人口格局正在加速重构——在各省份陆续出炉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一个明显趋势是，省会城市愈加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赢家”。除直辖市外，在已公布数据的14个省份中，与十年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，省会城市几乎都是各个省份的人口增长极。

有分析认为，近年来各省份纷纷开启“强省会”模式，进一步推动了更多省会城市的快速发展。不过，尽管一些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已然上升，但GDP首位度却出现下降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“强省会”时代，谁能站上新的发展“风口”？谁又面临掉队风险？

四座省会跨过千万人口门槛

在已公布最新人口数据的14个省份中，除江苏、福建及内蒙古外，其余11个省份均是省会城市人口居首。其中，长沙、杭州、郑州、西安更在十年间跨过千万人口门槛。

而与十年前相比，有四个省会在反超省内其他城市后实现登顶：

在浙江，杭州十年间人口增长323.6万人，达到1193.6万，不仅超过此前人口最多的温州，且成为全省首个人口破千万的城市；

在河南，在南阳人口缩水54.99万、退出千万人口城市行列同时，郑州以397.4万的人口增量，连续超过周口、南阳，迈入千万人口城市行列，2020年人口达到1260.1万人；

在河北，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石家庄和保定之间：保定人口减少195.2万人，不再是千万人口城市；石家庄则增长47.7万人，以1064.1万人成为省内城市人口第一。

在安徽，合肥十年人口增长率高达64.3%，从2010年570.20万一路增长到2020年936.99万；此前人口排名全省第一的阜阳虽然也实现小幅增长，但面对合肥的强劲势头，无奈退居第二。

省会城市为何能实现“逆袭”？

观察上述城市的情况，杭州得益于阿里巴巴的带动和数字经济发展，大量年轻人为杭州发展贡献了新鲜血液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，过去两年，杭州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分别为21万和43.6万人，成为杭州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；

郑州则得益于全省人口“输血”。据河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冯文元解读，郑州近十年人口吸纳力强，市辖区人口增长显著，“从全省各地流入的人口成为郑州常住人口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”；

而合肥、石家庄进位除了本身的发展，一定程度上也与区划调整相关。2011年，原安徽地级市巢湖撤销，合肥“吞下”居巢区和庐江县，人口骤增上百万；石家庄则是由于“对手”实力被削弱——2017年，原属保定的雄县、容城、安新三县获批设立雄安新区，根据七人普数据，雄安新区120.5万人口未计入保定。

“灯下黑”和“增长带”

有关“强省会”对本省份发展是否利大于弊的问题，同样能从人口角度给予解答。

在14个省份中，所有省会都在人口增长同时实现人口首位度提升。但从各个省份人口增长情况来看，除内蒙古人口负增长外，河北、湖南、安徽、云南人口增速也低于全国5.4%的平均水平。

其中，在长沙人口实现42.6%增长、首位度提高4.40个百分点基础上，全省人口仅增长1.1%。

若详细分析湖南各城市人口增长情况，在14个市州中，有8个均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。其中，益阳人口减少10.7%，岳阳、常德、邵阳、衡阳人口降幅也均在7%上下。

而比较各省份下辖地级行政区人口变化情况，这种几乎以全省之力支持省会发展的模式并不少见。陕西11个城市有7个人口总量下降，云南16个州市更有11个人口负增长，占比都超六成；表现稍好的安徽、河南，人口负增长城市也分别超过四成、三成。

沿海省份的人口增长普遍更为均衡。比如，江苏仅泰州、淮安、盐城3市出现负增长，广西为梧州与来宾，福建仅有三明一座城市，浙江更是全省均实现人口正增长。

随着人口加速向主要城市群、都市圈聚集，各省份内人口两极分化在所难免。那么，在都市圈范围内观察，情况又如何？

比较而言，西安都市圈内部人口差异化最为明显——全省增长最快的西安和减少最快的咸阳均位于这一都市圈内。这意味着，都市圈并未能让咸阳享受发展红利，不仅未能扭转其人口流出局面，也尚无对都市圈外人口的吸引力，形成“灯下黑”局面。

与此相对的是，在合肥、南京两个有重合区域的都市圈内，一个人口高速“增长带”已然出现。

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空间格局示意图

图片来源：《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》（2016）

在14个省份公布的所有城市数据中，芜湖和马鞍山分别以61.04%和58.12%的人口增长率，仅次于铜陵（81.17%）、深圳（69.53%）和合肥（64.33%）居于第四和第五位。一个原因或许源自其所处的特殊区位：两市同属于合肥和南京两个都市圈内，且位于两个中心城市中间地带。

事实上，若将两个都市圈看作一个整体，一种内侧重合部分高速增长、外侧其他区域增长迟缓的局面已经出现——在内侧的芜湖、马鞍山实现20%的人口增长率同时，外侧的镇江、扬州十年人口增长率仅3.12%和2.24%，淮安和六安两市甚至陷入负增长。

广州、南京追赶“强省会”时代

面对眼下的“强省会”发展趋势，作为两个经济大省的省会，广州和南京在各自省内都被压了一头。

论人口表现，南京“攻擂”、广州“守擂”。根据最新普查数据，南京与苏州人口相差343.4万，且相比十年前，南京16.37%的增长率不及苏州的21.81%，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。而对在省内占据第一位的广州而言，则存在被深圳反超的“危机”——二者差距已从234.3万缩小至110.5万，若按照眼下的速度发展，深圳将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实现对广州的人口反超。

而从经济表现来看，两座城市也面临截然不同的现况——

从GDP首位度变化来看，在江苏，苏州仍以19.64%的GDP首位度位居全省第一，超过南京的14.43%，但与十年前相比，苏州已下跌2.54个百分点，南京则上升2.03个百分点。换句话说，南京“强省会”策略已初见成效，并开始累积起对苏州的经济比较优势。

广东两座城市则与此相反。十年间，深圳GDP实现对广州的反超，并推动两座城市GDP首位度反向变化：一边是广州下降至22.59%，另一边则是深圳上升至24.98%。

相比迫切的南京，广州的问题在于，是否同样要跟上“强省会”时代？

答案似乎是肯定的。根据广东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，不仅要“强化广州省会城市功能”，而且其主要内容中，不仅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发展能级，还将打造全球营商环境新标杆。

但对于两组城市的定位，江苏和广东显然并不相同。

在江苏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，在提及“南京首位度提升取得重要进展”同时，仅将苏州定位为与无锡、徐州并列的区域中心城市，目标为“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和动力源（6.460, -0.05, -0.77%）”；而在广东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，则明确提出将推动广州、深圳双城“联动发展、比翼双飞”，两市将“携手共建要素市场化配置高地，加快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”。

这无疑将影响到“强省会”时代下，两座城市下一个十年的表现。